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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 | 短评：“实事求是”为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基因？

　　(东西问)文明根性特别策划(二)之五：短评：“实事求是”为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基因？

　　中新社北京1月27日电 题：“实事求是”为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基因？

　　中新社记者 文龙杰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人们似可看到，“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这句话非常像中国人所说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才实现从“治学”“哲学”到“科学”的嬗变与升华；也正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实现了创造性发展。

　　纵览中国古代思想史，“实事求是”是贯穿其间的一条重要脉络，其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讲的是河间献王严谨务实的治学态度。

　　“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即求得事之本真。唐初贞观年间，经学家颜师古对该词的注解，为其注入了“得实”与“求是”的方法论内涵。

　　到南宋朱熹，“是”则被赋予“理”的涵义，“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戴震在《原善》中评价程颢、张载、朱熹说“三君子皆志圣贤之志者也，其学本夫求是心”。“是”即“理”，指内在规律，所谓格物穷理而致知。由此，“求是”获得了认识论意义上的哲学内涵。

　　清代乾嘉学派虽将“实事求是”作为考据学方法，但与“格物致知”结合所凸显出的认识论意义已是“春色满园关不住”，而这尤受湘派学人推崇。如，曾国藩强调，“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

　　此后，“实事求是”成为湘学重镇岳麓书院的“训”与“旨”。1917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办学，时任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悬挂于岳麓书院讲堂，引导学子从事实出发、追求真理。曾直言“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青年毛泽东，此时(1916-1919年)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更是得此一脉亲炙。

　　师古而不泥古，投身革命与救亡后的毛泽东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科学结合，对“实事求是”进行伟大改造。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对本本主义》到《改造我们的学习》，“实事求是”思想的科学内涵逐渐清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1945年，中共七大正式将“实事求是”确立为全党的思想路线。至此，“实事求是”这一古老命题被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内涵，“科学化”为中国共产党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作为中共带领人民推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实事求是可以说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基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在发生学上清楚的就是，主体所完成的一切建构都是以先前已有的内部条件为前提”，“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中，甚或是按照基本格局形成一个新的结构”。

　　“实事求是”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双向互动后形成的“新结构”：马克思主义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其具体化和民族化特色。

　　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回顾了坚持实事求是在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作用，指出这是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的根本之一。

　　在今天来说，更有力的是，解放思想，汇通诸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伟大实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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