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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娜：为何说万隆精神历久弥新？

　　中新社雅加达5月24日电 题：为何说万隆精神历久弥新？

　　——专访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关系特别顾问乔娜·维达格多·普特丽

　　中新社记者 李志全

　　202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1955年4月召开的这场历史性会议，不仅促成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合作，也形成了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的万隆精神。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对这次会议起到了何等作用？为何说万隆精神历久弥新？日前，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关系特别顾问乔娜·维达格多·普特丽(Jona Widhagdo Putri)就此接受了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1955年的万隆会议，为何说是印尼和万隆人民的骄傲？

　　乔娜：1955年4月，印尼万隆成为全球焦点。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齐聚于此，召开了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与的国际会议——万隆会议，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自强的象征。

　　当时，作为新兴独立国家，印尼迫切需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万隆会议的成功举办，标志着印尼从被殖民对象转变为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会议举办地万隆的民众以开放态度迎接各国代表，通过舞蹈、音乐和传统服饰，生动展现了印尼的多元文化。会议通过的“万隆十原则”，首次系统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意义深远。

　　中新社记者：中国代表团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对万隆会议起到了何等作用？

　　乔娜：万隆会议初期，各国因意识形态、领土争端等问题分歧明显。时任中国总理周恩来提出的“求同存异”方针，成为化解矛盾、凝聚共识的关键。

　　这是打破僵局的政治智慧。周恩来在即兴演讲中提出“求同存异”的主张，即搁置分歧、聚焦反殖与发展两大共同目标。这一立场迅速缓和了紧张气氛，使会议重回正轨。

　　“求同存异”不是一时策略，更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至今的长期原则。它承认各国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同时倡导在共同挑战，如经济不平等、技术鸿沟中寻找合作空间。例如，中国与印尼虽社会制度不同，但基于“求同存异”精神，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等领域建立了紧密的伙伴关系。

　　中国代表团还推动了“万隆十原则”的成型。周恩来在会议中多次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核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被纳入“万隆十原则”。这一贡献使中国从参会者变为规则制定者，也为后来中印尼签署多项合作协议铺平了道路。

　　中新社记者：2025年是万隆会议召开70周年，为何说万隆精神历久弥新？

　　乔娜：当前，世界面临“新冷战”阴影、气候变化、人工智能革命等挑战，万隆精神非但未过时，反而显现出更强的现实意义。

　　这是应对全球治理失灵的良方。当前，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不足。万隆精神倡导的“平等协商”“非对抗性合作”，为改革全球治理提供了路径。例如，2023年扩员的“金砖+”机制，体现了万隆式的包容性多边主义。

　　数字鸿沟正在加剧全球南北发展的不平衡，而万隆精神倡导独立自主、平等合作。日前在万隆举办的“万隆精神与全球南方共同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门设立“AI与全球南方数字未来”分论坛，回应了数字时代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对技术自主与包容性发展的共同关切，也是万隆精神的延续。

　　万隆精神对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团结也有重要意义。例如，新冠疫情暴露了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的不平等，万隆精神号召的“南南互助”在携手抗疫过程中发挥作用。这种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

　　中新社记者：在“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万隆会议对当下有哪些启发和意义？

　　乔娜：当前，“全球南方”国家经济总量占比超40%，但国际规则制定权仍由西方主导。万隆会议给予当下三大启示：

　　一是重构叙事：从“追随者”到“规则塑造者”。万隆会议证明，发展中国家可自主定义议程。如今，印尼推动的G20巴厘岛峰会相关数字经济成果文件、中国倡导的全球发展倡议，均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动重塑国际秩序方面所作出的重要努力。关键在于，各国需像1955年一样，敢于提出替代性方案。

　　二是务实合作：超越口号，聚焦具体领域。万隆精神不止于理念，更需落实为项目。例如，中印尼合作的雅万高铁项目，将“南南合作”转化为就业与技术升级。

　　三是培育新一代“万隆人”。人才是南南合作的根基。作为学者，我参与的东盟—中国研究中心项目，正通过青年学者交流、联合研究，为下一代储备知识与互信。

　　70年前，万隆会议点燃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希望之火；70年后，这团火仍照亮着全球治理的暗礁。万隆精神在时代演进中不断焕发新的活力，但其核心始终未变：尊重多样性，追求共同发展。(完)

　　受访者简介：

　　乔娜·维达格多·普特丽(Jona Widhagdo Putri)，现任印度尼西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际关系特别顾问、印尼大学东盟—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长期致力于中印尼政治经济合作与人才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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