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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为何关乎今天？

　　中新社北京5月3日电 题：东京审判为何关乎今天？

　　中新社记者 韩禹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珍贵档案，于4月29日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次日，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文译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发布。

　　两份重要档案的新闻提醒着人们，东京审判仍关乎今天，警醒世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萨顿1946年随国际检察团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罪行，尤其搜集南京大屠杀相关证据。他留下的日记、报告等材料，串联起检方对侵华日军暴行证据的梳理过程，是还原东京审判细节的重要素材，确凿证据。

　　1946年至1948年，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以国际司法形式确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罪责。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最终25名被告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绞刑。庭审中，南京大屠杀是专案审理的重要罪行，判决书以两个专章的篇幅、基于大量证据作出判定，并判处松井石根等主要责任人死刑。

　　东京审判留下了许多未竟之处，但并不影响其固有的历史意义——它超越法律体系和文化背景，捍卫事实，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成为战后国际政治规则和国际法原则的重要基础、一系列重大规则和国际法的根基。

　　战后日本重建的重要基础，正是基于东京审判对侵略历史的认识、对国际司法的尊重、对和平责任的承担。日本《朝日新闻》在审判期间刊文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过的鞭笞”；东京审判辩护律师之一戒能通孝，在了解日军罪行后，支持战争审判；学界也呼吁日本国民正视审判、反省战争。战后初期的日本，一度形成反思侵略的社会潮流，以宪法规定放弃以战争和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逐步形成“专守防卫”原则，为日本战后重建和平社会打下基础。

　　然而，日本部分势力非但没有深刻反思，反而频频试图蚕食和否定东京审判结果。1952年日本主权恢复，国内就有声音要求释放战犯，甚至竭力推动众议院通过相关决议。20世纪80年代，右翼势力鼓吹“克服东京审判史观”，2013年安倍晋三更是在首相任上公开质疑东京审判。

　　2026年，日本政治上加速右转，在军事领域动作频频，接连越线挑衅：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参加菲律宾、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放松武器出口限制，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并以创纪录的防卫预算支撑军事扩张。日本正在突破战后和平路线和“专守防卫”原则，企图重新把军事力量作为国际关系的工具，成为影响区域和平的重要因素，是值得东北亚乃至世界密切关注的危险信号。

　　事实证据确凿，不容翻案；历史殷鉴不远，重蹈必败。日本在战争罪责问题上态度快速倒退、军事上不断冒进挑衅，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对本国国民命运的极不负责、对地区安全的极不负责、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极不负责。此种盲目轻率的举动，不但难以撼动国际体系的关键支柱，而且必将自己撞个头破血流。玩火者必自焚，前车可鉴。

　　萨顿档案和庭审记录共同彰显了，东京审判是盟国共同参与、国际检察体系推动、国际法庭审理完成的司法过程，也是公义和法理支撑的现实秩序基础。基础坚实，深根固柢，并非蚍蜉逆时代潮流，欲撼之就能撼。

　　今日重温东京审判，是捍卫事实，捍卫国际秩序，捍卫持久和平，也是对逆流而动、蚍蜉撼树的国家发出警示——寻求未来，必须先诚实面对过去，勿再重蹈历史覆辙，害己害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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